《编者按》：本文是文博专家党华先生在1990年8月4日为庆祝徐州博物馆建馆30周年而作，被收录在南京博物院建院60周年（1933-1993）纪念文集中 。 作者对"八音石"命名涵义的考证，突破了长期以来单一儒家语境的解释框架，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学术疑问。传统观点之所以将"八音石"简单等同于儒家"八音"体系，主要源于其历史存放环境-文庙与府学。作者敏锐地指出，这种解释更多是一种"环境推导式认知"，而非基于命名本源的系统考证，反映出传统解释在方法论上的局限。
作者提出以佛典"八音"作为补充解释路径，认为"八音石"可能被视为具有佛性、象征如来变相的灵石，这一观点虽属创新性假说，但并非凭空臆断，而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佛、儒长期并存与互渗的历史现实。在宋元以后，佛教语汇进入世俗命名体系并不罕见，因此，从宗教多元背景出发重新审视"八音石"的命名来源，确实是一条独特的考证思路。
在方法论层面，作者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是否"证成"了佛典"八音"的解释，而在于打破了考古与文物研究中"沿袭性命名即为真理"的惯性思维。作者指出，八百余年来，"八音石"之名未曾受到质疑，其实是一种典型的传统权威遮蔽问题意识的现象。这一反思对于考古学、文物学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和以下三方面的影响：
1. 促进对宗教复合语境的重视。作者的考证提醒学界，在研究中国古代器物命名与功能时，不能简单地以儒家体系作为唯一解释框架，而应充分考虑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的交叉影响。
2. 推动"命名史"作为研究对象本身。"八音石"的案例表明，器物名称本身可能经历了语义转移甚至再解释过程，这对研究文物的"二次文化生命史"具有重要启发。
3. 引导从"器用研究"走向"精神史研究"。作者最后提出"不宜敲击、而应静观体悟"的主张，反映出对器物精神象征意义的重视。这种视角有助于拓展考古学从物质层面向文化心理与宗教观念史的延伸。
作者对"八音石"命名涵义的考证，以实物观察为起点，突破了长期以来单一儒家解释的惯性认知，在否定物理性"八音"解释的基础上，提出佛典"八音"的象征性命名可能。其学术价值不在于给出终极答案，而在于所引发的重新提问与方法论反思。这种从"习以为常"中发现问题的努力，对考古学与文物学及中国思想史研究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作者提出以佛典"八音"作为补充解释路径，认为"八音石"可能被视为具有佛性、象征如来变相的灵石，这一观点虽属创新性假说，但并非凭空臆断，而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佛、儒长期并存与互渗的历史现实。在宋元以后，佛教语汇进入世俗命名体系并不罕见，因此，从宗教多元背景出发重新审视"八音石"的命名来源，确实是一条独特的考证思路。
在方法论层面，作者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是否"证成"了佛典"八音"的解释，而在于打破了考古与文物研究中"沿袭性命名即为真理"的惯性思维。作者指出，八百余年来，"八音石"之名未曾受到质疑，其实是一种典型的传统权威遮蔽问题意识的现象。这一反思对于考古学、文物学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和以下三方面的影响：
1. 促进对宗教复合语境的重视。作者的考证提醒学界，在研究中国古代器物命名与功能时，不能简单地以儒家体系作为唯一解释框架，而应充分考虑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的交叉影响。
2. 推动"命名史"作为研究对象本身。"八音石"的案例表明，器物名称本身可能经历了语义转移甚至再解释过程，这对研究文物的"二次文化生命史"具有重要启发。
3. 引导从"器用研究"走向"精神史研究"。作者最后提出"不宜敲击、而应静观体悟"的主张，反映出对器物精神象征意义的重视。这种视角有助于拓展考古学从物质层面向文化心理与宗教观念史的延伸。
作者对"八音石"命名涵义的考证，以实物观察为起点，突破了长期以来单一儒家解释的惯性认知，在否定物理性"八音"解释的基础上，提出佛典"八音"的象征性命名可能。其学术价值不在于给出终极答案，而在于所引发的重新提问与方法论反思。这种从"习以为常"中发现问题的努力，对考古学与文物学及中国思想史研究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徐州"八音石"名称释义
党华 著
党华 著
江苏省徐州市龙云山北麓，乾隆行宫大殿前，青翠的竹林小园旁边，露天中陈列着一座"八音石"。石阔2米、高1.5米，重约2吨。石为太湖石，亦或为灵璧石，玲珑剔透，恰如天外飘入的一叠云，又好像菌集的灵芝，把整个院落衬托得优雅别致，妙趣横生。观众行此止步，留恋不忍离去。
江苏省徐州市龙云山北麓乾隆行宫大殿前的"八音石"。"八音石"传说是宋徽宗赵佶筹办"花石纲"遗落下来得。原放置在府学文庙大成殿后（今徐州市第二中学）。1978年移到这里，此地现在是徐州博物馆馆址，被列入徐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八音石"一向被认为因能敲击出八种声音而得名。所谓"八音"。古代文献通指八种物质所发现得音乐声，即：金（钟）、石（磬）、丝{琴瑟）、竹（笛箫）、匏（笙芋）、土（埙）、革（鼓）、木（筝）。凡是参观"八音石"的中外人士。无不对它的奇异而感到非常神秘，都试想在它上面敲击出八种不同的声音，以悦耳目。1989年8月·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七版发表的张成珠先生写的"石鸣声声觅知音"文章。对"八音石"赞赏不已，美誉远扬海外，更增加了它的身价。
党华先生（前排坐者左四）与徐州博物馆考古队合影"八音石"是否真的能发出八种声音？我们曾实际试验过，特选用金属棒搞击之，得到的结果不太理想，声音并不明显，和敲击普通石头发出的声音差不多，还没有敲击悬空的石板发出的声音响亮。这是什么原因呢? 引起了我的思索。石磬能发出乐声，因它薄而悬空。石头中心如果有溶洞，也能发出乐声。这座"八音石"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也就发不出令人满意的响亮乐声了。然而昔人为何给它起了个名不符实的名字，称它为"八音石"呢？当然，对名物的夸张，捕风捉影，是常有的事情。但是，除了用儒家所称的"八音"来解释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涵义呢？查阅清同治《徐州府志-古迹考》，上面也记有"八音石"，在学宫大成殿后。"没有记载"八音石"命名的原因。此外尚不见到其它可供参考的资料。笔者反复思考，忽然想到"八音"一辞除儒家用以称名八种古乐外，佛经中亦有 "八音"的名数。"八音石"的命名，是否包涵有佛典"八音"的意义呢？当初给 "八音石"命名的人，可能是巧取了儒、佛两教都有"八音"的名数，才取了这个美好的名字，却使后人对它的涵义，似解非解，难识庐山真面目了。
佛典上的"八音"，是称颂佛祖如来所得的八种音声，根据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引佛经"法界次第下之下"所列"八音"为：1、极好音，2、柔软音，3、不误音，7、深远音，8、不竭音。其意思是称赞如来佛德广大、慈善、尊贵，佛德音声坚固、诸魔外道不能坏，佛智圆明、行位极高，佛音不竭。彻至十方。凡愿闻佛声的人，都会受到感化，智解开明，循规蹈矩，远离邪非，得善果，入道成佛。这是佛教宣扬佛祖如来之德，向群众劝善施教的道理，使善者得福，恶者亦可受到劝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以感化普天下得芸芸众生。
"八音石"命名的涵义，实际上是把它比拟为佛祖如来，赞美它是五块具有佛性的美好灵石，要比解释为具有物理性八种古乐的声音，其意义和声价不知抬高了多少倍！这样理解，也就名实相符了。对如此玲珑剔透的天然美石，比拟为如来佛，可谓当之无愧。以物喻人，自古有之，君子比德于玉，就是一个例子。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玉有五德，仁、知、义、礼、信。《说文-玉部》则说石之美有五德，仁、义、智、勇、信。这是把玉人格化了。美石为玉，把美好德"八音石"比作佛祖如来，也是同一个道理，更何况佛教认为佛性寓于万物！当年宋徽宗还把他搜罗到汴京御花园中德奇石封侯呢！像"盘古侯"的名称，哪有"八音石"名称的高雅而具有灵感性！
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10年（公元67年）传入我国，与我国的儒教道教互相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在生活、意识观念、建筑装饰、节日集会、文化娱乐、语言文字等，到处都可找到佛教文化播下的种子。试看在人民生活口语中，向他人求情时说"不看僧面看佛面"，说人心地善良是"菩萨心肠"，致人于死地说"送你上西天"，彼此都有同样不顺心的事情时说"家家观世音',求福时说"菩萨保佑"。这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何况佛学经典在我国历代内典图书中占重要的地位，广为文人习读。当年革命文学家鲁迅先生，尚且为他的母亲在金陵刻经处重刊"四阿含经"。足见佛教文化在我国文化中的影响之深，渗透之广。佛教思想在文人思想意识中占有一定的位置。所以文人雅士采用佛教典故命名"八音石"不是偶然，是有一定社会背景的。
由于"八音石"从前一直存放在文庙内，那里是府学所在地，供奉至圣先师孔子，文人雅士云集之处，很自然地把"八音石"名称的涵义，只解释为儒家"八音"了，其说一直沿用至今。八百余年的漫长时间过去了，"八音石"命名的涵义，从来没有引起过人们的疑义，世代相传，人云亦云。
现在，我对"八音石"命名的涵义提出疑义，除了用儒家的"八音"解释外，认为还可以用佛典"八音"解释为一块具有佛性的美好灵石，视为佛祖如来佛的变相，才是其命名的真正意义。这一见解不知是否得当？公开发表出来，请方家指正。如果你来徐州参观"八音石"时，千万不要象以往那样去敲击它。可静下心来，先用眼耳身意欣赏它形态之美，再提高觉悟，专注一境，达到神识，灵犀相通，物人融为一体，何不可得？何音不可得？岂止八音呢！等到把思想收敛下来，方知宇宙之广大，个人之渺小，感人生岁月之短暂。若不奋发图强，做有益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虚度一生又有何意义？
"八音石"不只是一座奇异的观赏景物，而且还是宋徽宗赵佶玩物丧志、误国误民，政治腐败的历史罪证。看到它就可以使人想起北宋徽、钦二帝丧权辱国，被金国俘虏的惨状。也可想到因罪恶的"花石纲"之役，而激起的方腊农民起义，人民的反抗压迫的声势是多么浩大。所以，徐州的"八音石"，无论从艺术或历史角度，都是很有价值的，应该更加妥善保护。
作者简介：党华（1924-2013），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和文博专家。1951年研究生毕业于浙江大学人类学系，1952年参加北京大学考古训练班第一期学习，并兼任代课教师。先后任职于浙江博物馆，历任历史部副主任；后调入南京博物院，任副研究馆员。除博物馆系统内的研究工作外，党华长期致力于考古教学与学术传承，曾任徐州市博物馆与徐州师范学院考古专业教授，培养、指导了一批文博与考古专业人才。20世纪50年代，党华主持并参与浙江省多地的文物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尤以杭州良渚遗址的早期发掘、整理与研究贡献卓著，为良渚文化的学术认知奠定了重要基础。20世纪90年代，他先后发表《玉璧玉琮形制的新研究》、《徐州八音石名称释义》等论文，在考古界提出多项具有独创性的学术观点，其中首次系统提出"玉琮形制源于水井意象"的考证，对新石器时代玉器研究及良渚文化相关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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