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自公元1978年开始计算的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已有46年多的历史。然而，如果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的近、现代改革开放之路其实已有160多年之久。历史证明，改革开放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再次崛起和中国国富民强的必由之路。
如果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那么，从那时候起，中国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就开始觉悟，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唯有改革开放才能重振中华文明，挽中华民族于危难甚至亡国亡种的惊涛骇浪之中。
这里首先有一个理论问题和历史真相需要搞清楚。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年代里，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曾多次面临亡国的危险，但是最终都战胜或同化了异族，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文明史中绝无仅有的贯通古今、没有中断的文明。由此，人们通常认为，这是因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底蕴所带来的同化力量。然而，历史的真相是，固然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和同化力，但这一切都是源于它的先进的农耕文明。北方异族凭借骏马弯弓虽然可以一时驰骋中原，但他们落后的游牧文明最终还是要败下阵来，被先进的农耕文明所击败或同化。这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真相。
同理，近代以来，不是来自北方陆地，而是来自海上的坚船利炮，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工业文明，当它以强大的工业文明的力量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时，中国几千年的成熟的农耕文明开始崩溃了，在人类不断发展和前进的历史大潮之中，它已经落后了，已经根本无法打败也不能同化这种更先进的文明。因此，改革、开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唤应运而出。
近代中国第一次颇具规模的改革开放就是著名的“洋务运动”。自1861年起至1895年止历经近35年之久的“洋务运动”，在甲午战争的硝烟中伴随着大清国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还是给封闭、落后、保守的清王朝带来了外部世界的一缕清风，建立了第一批中国的近代企业，共计有120余个之多，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声。由于没有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这次的改革开放极为艰难。以铁路为例，光绪六年，怡和洋行修建了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就引起朝廷内保守官员的强烈反对。他们以破坏风水、龙脉等为由，竟以28万两白银买下，拆毁并扔进海中。光绪七年建成的从唐山到胥各庄全长22里的铁路，慈禧不允许用火车头，竟使用驴马拖着车厢在铁路上走。
然而，作为中国邻居的日本，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里展开了“明治维新”运动。从1868年宣布改元明治开始，到1889年确立二元制君主立宪制，日本逐渐走向了以西方工业文明为向导的现代化道路。耐人寻味的是，中日两国的对外开放都是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的。中国是被大英帝国的“鸦片战争”所破；日本是被美利坚佩里将军的“黑船”的所迫。然而，中国改革开放的“洋务运动”失败了。而日本改革开放的“明治维新”成功了。中国“洋务运动”改革开放的思想特征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改革开放的思想特征是“脱亚入欧”，全盘西化。日本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彻底放弃中华思想体系，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逐渐跃升为资本主义的强国。同时在“兰学”，也就是荷兰的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完全向西方学习、开放。日本“明治维新”的实质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而中国的“洋务运动”的实质是求得一场在挽救和重振大清封建制度的目标下的经济振兴。
发生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一次企图在政治体制及思想体系上进行改良的革新运动。大清帝国的光绪皇帝是这场变法革新的倡导者。历史曾经给予了中国一次改革开放扭转乾坤的难得机会。然而，这场具有重大意义的变革被慈禧太后镇压下去了，中国从而失去了一次重大的转折发展机会。
我们从清光绪帝于戊戌变法时在京师大学堂的讲演，可以清楚地看到光绪帝在大声疾呼中国必须改革开放。尽管有人质疑这个讲话，但是，鉴于戊戌变法被镇压，京师大学堂及管学大臣孙家鼐的府第屡遭兵匪洗劫，且清史档案流失严重，记录这个事件的文档难以查找在情理之中。然而， 美国纽约时报驻远东记者怀特的回忆却极为可信。京师大学堂就是在光绪帝的倡导下建立的。光绪帝是今日中国北京大学的真正奠基人。这是因为他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思想体系落后了，需要改革，而入手就是要从教育开始。
光绪皇帝于1898年9月初，在京师大学堂的开学仪式上，做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开放的演说。他说，“朕一直在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什么才是真正的大道，什么才是让国家振兴之道？”由于开办京师大学堂遇到很多阻力和质疑，而且还死了人，光绪帝想到了王阳明说过的一句话，那就是，“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那位死去的名叫王长益的学子，也是来报考京师大学堂的。由于受到其他学子的讥讽和嘲笑，并把一副侮辱性的对联挂在他的床头上，上联写着：孝悌忠信礼仪谦，意思是无耻。（缺一个耻字）下联是一二三四五六七，意思是王八（忘八的谐音）。王长益是重名节的书生，面子薄，又不爱说话。而且家贫如洗，以往科举考试又几度落榜，受不了这种侮辱，竟然在房间里悬梁自尽了。光绪帝认为，王长益就是死于心中之贼！光绪帝说，“这个贼也在我们每个人心中，要论清世间的大道，首先就要破除这个心中之贼。”光绪帝直言，“在朕看来，这第一个贼就是伪善！平常大家学习程朱理学，学到的无非是“存天理，灭人欲”。可是翻翻我们的历史，历朝历代，靠圣人之学，仁义道德当真就能够治国平天下了？满口仁义道德是无法挽救一个国家的危亡的。你们想想，你们所学的四书五经、你们苦苦研习的八股文，能够抵抗洋人的坚船利炮吗？能够改变贪腐横行、土地兼并、流民千里、国家积弊丛生的局面吗？重名节而轻实务，这里面隐藏着的其实就是虚伪和虚弱。”“道德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命运，也根本改变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空谈道德仁义，就是世间最大的伪善。”
光绪皇帝说，“这第二个贼，就是守旧。” “今日的世势，乃是三千年未有之危局，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只会让我们这个国家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衰弱。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 光绪帝的讲话，振聋发聩，石破天惊。遗憾的是，当时能够听到这些话的人太少了。而且，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詔》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帷幕算起，到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总共只有103天，百日维新就被扼杀在摇篮之中。时间太短暂了，实在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一大憾事。
这个影响了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巨大悲剧是怎样发生的？历史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专家们给予了我们比较可靠的解答。这个直接的罪魁祸首就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当年光绪帝力图改革政治，富国强兵，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挽救岌岌可危的国家。但是，他宣布变法，推行新政，触动了守旧势力的利益。这些人投靠慈禧并挑拨离间，使慈禧感到光绪的改革一旦成功，就会影响她的独裁。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慈禧明确表示要废掉光绪帝，并密谋由北洋总督荣禄，在九月初皇帝、太后到天津阅兵时政变，废除光绪帝。
由于形势危机，光绪给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发密谕，“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进谏，太后更怒。”光绪明言，“今朕位几不保”，让“六君子”妥速密筹，设法相救，不胜期望之至。光绪帝还两次召见袁世凯，提升他为侍郎衔，让他专办练兵事宜，向六君子释放了破题信息。在这最为紧急关键的时刻，由谭嗣同出面，请袁世凯马上举兵，先杀掉荣禄，回兵包围颐和园。袁世凯表面上满口答应，随后马上向荣禄告密。慈禧接荣禄密电后，马上从颐和园回到宫里，将光绪软禁于中南海瀛台。并且在没有提审、没有定罪、完全不符合大清国的律法程序的情况下，仅仅不到五天的时间内，将戊戌六君子逮捕，全部杀害。溥仪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谈到，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辜负了光绪的信任，在关键时刻出卖了皇上。据说，光绪帝临终之际，不言不语，用手在空中写了“斬袁”二字。
有许多政治理论家曾经从各个角度论述了“戊戌变法”必定会失败。其实，历史的许多重大转折都是由细节决定的。这里我们不谈任何政治观念和立场，仅就历史事件本身而言，1976年的“怀仁堂事变”不是也成功了吗。
今天，我们细读光绪帝的《明定国是詔》，可以旁证他在京师大学堂的讲演。这个仅有五百多字的詔书，其思想和语言同在京师大学堂的讲演有着惊人相似之处，这就是改革开放！詔书开宗明义，“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实务，多主变法自强。……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就是说，讲求务实的群臣百官，大多都主张变法自强。但还有一些守旧、反对变法的声音。难道以我们今天之国势，还真的能用木棒去同人家有着坚甲利器的精兵打仗吗？！“詔书”还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催办京师大学堂之事，“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不得敷衍因循，循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我们从《明定国是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光绪帝锐意改革进取的豪情跃然纸上。
假如“杀禄围园”成功，戊戌变法会继续进行，因为当时的中国，皇帝的权威还是很大的。这与我们常常说的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居然有着惊人相似之处。明治维新前夕的政治口号是“尊王攘夷”，就是拥戴天皇，驱逐外夷，还真不是对外开放。打着天皇的旗号，迫使德川幕府实行攘夷。后来，“尊攘派”在挫折和失败中逐渐认识到，日本当时没有力量对抗西方列强，只有推翻腐败的幕府，进行改革，奋发图强，才能克服危机，维护民族独立。于是，他们放弃了排外的攘夷政策，“尊攘派”转变为“倒幕派”。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转折。等到推翻了“德川幕府”，实现了“大政奉还”，1868年，成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新政府，改年号为“明治”，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运动开始了，此时，“攘夷”的大旗变成了全面对外开放。
在中国，“戊戌变法”失败几年后，尤其是在八国联军侵华后，慈禧太后感悟到大清帝国的国体的确需要改良，她也要施新政、办新军、建学堂、改法制，试图要走宪政民主的发展道路。然而这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却感到，改良已经失败了，行不通，唯有举行革命推翻大清王朝才是救中国的不二选择。因此，也可以说，大清朝的统治阶级就是自己没有把握住时代前进的大潮， 把自己推向了亡国之路，迅速走向了灭亡。
1915年，以陈独秀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为标志，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兴起和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又一次大规模的改革开放运动。它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迷信和落后，这次运动的最重要成就，就是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德先生就是民主；赛先生就是科学。从宏观角度来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为国家走向民主和自由而发生的。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就是受到了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这个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来变革中国，这个过程一直进行到今天。
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平定国内军阀割据的状态是有功的。但是，他就是容不下德先生。他只要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扼杀民主自由的社会进步。共产党作为一个新兴的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政党，他非要杀光不可。而那些人大都是中华民族非常优秀的儿女。那么，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是不是一心就想把中国推向万丈深渊，就是想压迫人民、剥削人民、让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客观地评价一下，当然不是。只不过他的理念错了，他的制度、体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 蒋中正总统曾在自己的日记里写到，“美国之民主，令人羡慕不置”。然而，他的夫人兼特使宋美龄女士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访问美国，有一次在白宫同罗斯福总统和夫人共进晚餐时，偶然谈到了美国工人罢工的事情。罗斯福问宋美龄，假如中国政府遇到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处理？宋美龄冷静而又优雅地伸出一只涂着指甲油的手指，在自己的脖子上象征性地划了一道，做出了一个强硬的杀头手势，令所有在座的美国朋友感到惊诧。罗斯福夫人事后说，“宋美龄对民主制度能够讲得很漂亮，但是她可不知道怎样实行民主制度。”以宋美龄女士的身世和所受的教育，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几人能与之相提并论。她尚且如此认知，呈论他人。正如柏杨先生后来评价她，“内心深处埋藏着的是中国传统当权派的封建暴力。”宋女士曾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过巨大贡献，她四处奔波，募集善款，赢得了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同情和支持，在此不做细论。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同1978年新中国对外开放的年份是契合的。之后短短2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在这个过程中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曾几乎夭折。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以一名普通退休老人的身份，凭借尚有的余威，发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怒吼：“实践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 “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搞“姓资姓社”的争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要管一百年。” “国家需要改革开放，人民需要改革开放，谁不改革谁下台。” “坚持改革开放，就是坚持中国的未来。”这些话出自一位88岁的老人之口，是他对历史教训洞若观火的结论。这个历史关头急转的细节，使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重新发生了飞跃的转变。为日后中国的经济腾飞吹响了集结号。而这位耄耋之年的号手，五年后就去世了。
曾记否，在20世纪末叶，全世界的专家、学者都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2001年，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用了20年的时间，变为了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和世界工厂。到今天为止，世界已经走到了21世纪的近四分之一的时段，在这个中国世纪中，中国能够为世界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是摆在中国执政者和全体中国人民面前的世纪必答之问。
坊间有个流行的说法：中美两国现在是争夺世界领导权，互不相让，愈演愈烈。我们不禁要问，难道真的有一个宝座或者一枚玉玺或者委任状之类的东西赋予你领导权吗？众所周知，当然没有。如果说真的有一个国家享有对世界的领导权，那么，这个清楚的概念应该就是它对世界的影响力和在这个基础上的话语权。遥想当年，大英帝国为代表的十八、十九世纪，以美利坚为代表的20世纪，它们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引领了世界的潮流。它们向世界输出了物质和精神两种文明。到1978年，中国人民终于明白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就是改革开放的理论依据。
因为话语权是建立在影响力的基础上的，因此，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决定了它的话语权。影响力是由物质的生产和文明的传播两大要素组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军工生产已是世界第一。而且，它也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领袖，代表着正义、自由和民主。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那时候，全世界有才华，想自我发展，崇尚自由的人都向往美国。当成千上万的人乘船抵达美国时，首先远远看到的是手擎火炬的自由女神雕像，那是一种无以言表震撼人心的场面，也是真实的历史瞬间。美国是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崛起的。
今天，如果我们用宏大的历史眼光来看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从光绪皇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和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执政者实际上是做着同一件事情，这就是要改革开放。就是要挽救中华民族于亡国灭种的危难之中。就是要给古老的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更加充满活力的因子。没有他们一百多年来的艰辛探索和努力，没有改革开放，中华文明也许要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这并非危言耸听。
今天，历史赋予了中华文明又一次蜕变、更新、发展的机遇。从物质文明的角度来说，中国幸运地赶上了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即信息革命的列车。我们已经从西方的物质文明中得到了全部精华，可以说是已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是时候以新的思维方式面向未来了。
在21世纪未来的四分之三的时间里，中国必须坚持进一步改革开放，让自己更加真正融入这个百花盛开的世界。这个任务还是相当艰巨的，它的深层次矛盾和障碍考验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然而，路就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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